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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另一个写作重点，是关于政治制度的问题。1992年，在晚年提出了一个中国制度发展的命题。他说，再过30年，我们才能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体系。到2022年，距小平提出这个观点已经过去了30年。新时代以来，我们也在提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成熟和定型。政治制度是政治学研究很重要的命题。但制度本身能否解决所有问题？中国古典政治发展过程中，出现过某些阶段，政治世界中有很多制度和法令，但治理效果是不够好的。另一方面，制度体系逐渐完善，是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但国家能力和政党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维度。制度和能力之间的关系是什么？2025年围绕这些议题，我会尝试梳理古典中国政治中有关制度的记载，和中国现代政治学中有关制度的经典著作。最终希望形成一篇关于制度的双重运动方向的文章。
最后还有两个责任的问题。2008年上海社联主编过一套丛书，其中我的老师带着三名学生包括我在内，师生四人写了一本《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是总结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即中国政治发展的有效性。在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系统居于枢纽地位，必须通过政治体系的有效运作和有效发展，确保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有效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政治家是有责任的。另一个责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问题。具体到我的学科，政治学者的责任，就是如实记录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如实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这两个责任需要同时担负起来，中国未来的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涵盖政治家的责任和政治学家的责任，当然还有我们中青年政治学者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