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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撰写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准确地解读我国《民法典》编纂的意义，即，法典的编纂不是为了进行政治宣传，而是要为依法治国提供基本遵循。民法典编纂是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一，因此应该从全民依法治国的需要，来理解民法典的编纂。本文探讨了民法完成国家治理使命的基本方式，它所依靠法律规范，也就是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其中行为规范的作用在于引导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而裁判规范的作用在于给司法机关执法机关提供明确是非、裁判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依据。民法之所以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遵循，在全面治国中发挥基础作用和全局作用，是因为民法的法律规范涉及社会每一个自然人、每一个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体，而且也涉及他们最基本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也就是因为这样，民法典在我国整个国家治理所依靠的法律体系中处于基本法的地位。民法典的编纂使庞大的民法规范实现了科学化体系化。本次我国民法典编纂在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民事法律基本制度的系统改造。此外，本次民法典编纂，不但纠正了原来多部法律共存的立法碎片化问题，实现了民事基本法律的体系化的目标，而且还系统地弥补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民法通则的缺陷，纠正了合同法不符合现代市场体制要求的重大错误，解决了婚姻法长期脱离民法体系的而造成的固有问题，并且为民法典之外的民法特别法建立了“基本法—特别法”的逻辑关联，从而实现了“大民法体系”的和谐统一，为法律的统一适用提供了基本遵循。原文发表于《中国法律评论》杂志2021年第1期“思想”栏目。

　　作为学习研究民法数十年的学者，而且也是参与民法典编纂的立法工作者之一，我本人对强调的关于民法典实施的讲话深表赞同。民法典编纂的意义重大，但是实施的意义更为重大。民法典编纂完成，只是把中央关于国家治理、关于保障人民福利以及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写进民法典之中，细化在民法制度之中；但要真正推进我国社会的进步，提升国家治理的水平，就要把这些指导思想落到实处，把民法典实施好。民法典之中包括着庞大的法律规范和制度，总计1260条。这个庞大的法典内容十分丰富，所以不论是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还是在编纂完成后，一些学者和宣传部门对它都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是无论怎样解读，我们都不能偏离民法典编纂的基本功能，那就是它作为依法治国原则的基本遵循，否则就会妨害民法典的实施。

　　除国资委和财政部作为投资人的企业之外，在国有银行这个系统，国资委、财政部并不作为投资人。中国的银行在世界上的分量是很重的。现在全世界最大的超级银行是中国工商银行，世界十大银行，中国的银行有五六家。中国这些大银行实际上的投资人或者控股人，不是国资委，而是国务院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由他们来代表国家行使投资人职责。关于公有制企业投资人的情形，在地方的情况可能更复杂。地方国有企业，总数几十万家，占有的财富总量并不比国家少。我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在上海、浙江等地调研，发现过去被称为地方国有企业的投资人情况非常多样，形成多层投资。尤其是近年来国家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改制，企业之间的控制关系完全用股权来表示，而不是用所有权来表示。

　　在民法典编纂的讨论过程中，面对一些课题组负责人提出的，如果不将人格权一一列举，就没有办法准确司法的观点，我曾经有一个立法报告提出了批评。我的观点是，民法上的物权需要一一列举，采取物权法定主义原则，是因为物权都是交易性权利，为了搞清楚交易对象，必须把各种物权分清楚。但是人格权在立法上只有侵犯和保护的问题，有时候有些权利区分真的是没有必要。比如生命权和健康权，从侵权救济的角度看，如何区分得清楚？还有名誉权和隐私权，到底怎样区分?如果法院的领导告诉法官，你一定要区分清楚权利的区别才能够裁判案件，那就真是误导法官了。像冒名顶替上学侵害的是复合性的、多重的权利，所以根本用不着区别，以一般人格权侵害就能说清楚。

　　比如，第一点，民法通则强调计划经济体制原则，第7条提出要求民事主体遵从国家计划的原则。第二点，民法通则不承认现代企业制度。在公有制企业领域，民法通则坚持国家所有权统一性唯一性的学说，第82条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资产来自国家授权。该法不承认政府投资理论，更不承认现代企业运行和治理中的企业投资规则。第三点，民法通则只承认农村承包户和城市个体工商户，不承认民营经济和私营经济。民法通则制定于1986年，当时已经有深圳经济特区，其中已经有了私人投资企业。但是，因为法律不承认私人投资企业，所以出现了这些私人投资企业给自己冠名为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现象。这就是后来出现大量纠纷的“红帽子”现象。第四点，民法通则明确地建立了对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权利不平等承认、不平等保护的原则和制度，对普通公民权利的保护是很不充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