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德体育(BetVictor Sports)国际官网(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

　　虽然当代的西方学者不喜欢使用“汉学”一词，但这个词汇在19世纪时还是颇为流行的，尤其是在19世纪的后半期。据《中国评论》的转载，1876年的Academy杂志上刊登了一封信，专门讨论“汉学家”一词：“据我的观察，汉学家(Sinologue)这个新的词汇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时髦的词汇”，但这个词汇显然具有法语的色彩，为了适应英语的需要，必须把“Sinologue”改为一个真正的的英语词汇“Sinologist”，“Sinologist”一词“应该在我们的字典里占有一席之地”，这主要是因为“汉学家(Sinologist)的精确内涵指的就是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而中国学者(Chinese Scholar)一词所指的内涵就比较模糊，它既可以指一个中国本土的学者，又可以指一个以中国语言为研究对象的非中国籍(non-Chinese)学者。”⑥进一步分析上述引文，会发现至少有两点是非常明确的：第一，汉学在其时已经是一个开始引人注意的研究领域了；其二，汉学的内涵指的是非中国籍学者对中国语言等内容所进行的专门研究。

　　可以进一步参照法国人对“汉学”一词的定义。“法国人对汉学的界定远不如今天中国学界理解的那样宽泛。按照法国权威的《小罗伯尔辞典》的解释，汉学乃为关于中国的研究的总和。这里有两点似应特别加以说明：一是该词条紧随总和之后还有一个括弧，注明语言、文明、历史。即是说，汉学研究的内容一般仅限于这三者。二是当汉学一词生成之时，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汉学界，几无中国学者的踪迹和信息，因而该词自然就具有了一层隐含之义：即，对象国(中国)学者的研究并未包括在内。把以上几层涵义联结在一起，或可以辨析出作为汉学发源地的法国在确立此一学科时对它的界定：汉学指涉的是一切非中国人而为的关于中国的学术性研究(以语言、文明、历史为主)。”⑧

　　二战后，西方汉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所谓的“Chinese Studies”(Etudes Chinoises)，被译为“中国研究”、“中国学”，也有译为“汉学”的。总体而言，“Sinology与它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但“如果一定要作区分的话，Sinology更多的是指传统汉学，强调了该学科的古老性，多一些欧洲色彩，多一些人文精神；而Chinese Studies强调了当代意识，侧重于当代和现实问题。”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与二战前的“汉学”(Sinology)相比，战后西方的汉学研究在内涵和外延上均已有了一定的出入，如后者更侧重于政治等领域，并且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海外华人(华侨)也不断增多。

　　19世纪是阅读时代的黄金时期，随着“蒸汽排字印刷技术的出现、通过公路和后来的铁路而形成的更好的销售渠道。人口的增长、城市化以及经济上工业和商业部门因国际和殖民地贸易大量销售制造业产品而带来的持续繁荣，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机会和信息，进一步为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15)得赐于这种优越的环境，英语世界出版的各类期刊更是数量惊人，“据《维多利亚时代期刊研究指南》(Victorian Periodicals： A Guide Research)一书的作者John North的估计，从1842到1900年间英国出版的期刊超过了50000种，从而使英国所出版期刊的总数达到了约100000种之多。”(16)

　　中国是远东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关注和研究，“如果把1840-1876年间刊登在英、美、德等国期刊杂志上的文章作一个通览，也许是衡量欧洲人和美国人对中国感兴趣程度的最有效方法，也是衡量西方人对中国及其人民的认识水准的最适当途径。从整体看，这些文章表明：与欧洲大陆的公共事务相比，英国人和法国人对中国的事情更感兴趣。在1840到1876年间，有1000多篇长短不同的、涉及中国若干方面问题的文章刊登在30-40家英国和美国的期刊上。”(18)19世纪末期，西方的各类期刊中关于中国的报道和相关研究更是与日俱增。从笔者所整理的《中国评论》所报道的各种期刊中可以看出，英、美、法、德等国家的主要期刊都对中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如英国的《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每季评论》(The Quarterly Review)、《爱丁堡评论》(The Edinburgh Review)、《半月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19世纪评论》(Nineteenth Century)和《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等；美国的《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哈泼斯月刊》(Harpers Magazine)、《世纪》(The Century Magazine)和《斯克里布纳》(Scribners Monthly)等；法国的《巴黎杂志》(Revue de Paris)、《新杂志》(Nouvelle Revue)和《两个世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等；德国的《外国人》(Das Ausland)和《全球》(Globus)等。但这些期刊所刊登的关于中国的消息和知识，主要迎合的是一般读者，对于作为专门研究的汉学来说意义不大。

　　先来看宗教性的。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不仅写作、出版了大量与中国相关的书籍，还办有一系列的期刊杂志。这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印支搜闻》(The Indo-Chinese Gleaner，1817-1822)、《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2-1851)和《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1868-1941)等。《印支搜闻》中就有关于中国的大量内容，所以其传到欧美后，“在欧美学术界和汉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其时“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现貌的主要资料来源”(19)。白瑞华(R. S. Britton)认为马礼逊(R. Morrison)和米怜(W. Milne)：“既把《印支搜闻》看成扩大恒河外方传教计划的一个工具，也把它看成一个有关汉学的重要刊物。”(20)但总体而言，《印支搜闻》仍是一份宗教性刊物，其发行的对象主要是关心基督教传教事业的西方人和海外传教士，主编米怜在谈到其性质时也明确指出，《印支搜闻》是一份宗教性的刊物，“主要是关于宗教问题的相互联系的渠道，同时，还可能成为了解我们传教的几个国家的文学、历史等许多有用信息的中介。”(21)

　　《中国丛报》与汉学的关系也较为密切，该刊不仅包含有大量的关于中国的介绍和研究，还影响到了法国著名汉学家高第(Henri Cordier)在编纂《西人论中国书目》时的分类体系，有的研究者还认为“《丛报》是世界上第一种重要的汉学期刊”。但总体而言，《丛报》所具有的宗教色彩还过于浓厚。据《丛报》总索引中一篇文章的统计，该刊中与直接与传教相关(包括医务传教Medical Missions、传教会Missions、《圣经修订》Revision of the Bible)的文章合计达190篇之多，占了总数1256篇的近六分之一。而其中语言文学类(Language，Literature)的内容仅有94篇，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一。这与前文笔者所讨论的19世纪时期汉学的内涵相去甚远。另外，该刊的主要编辑都是传教士，且受有宗教背景人士的资助，并声称要“将宗教置于一切研究领域之上”，认为“宗教注定了永恒，它具有智慧的力量，能领悟神的伟大，能穿透宇宙洪荒的影响”。(22)故而笔者认为，《丛报》的性质属于宗教性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汉学期刊。

　　《教务杂志》的刊名已经明确表明其作为宗教性期刊的定位。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教务杂志》创办的初期、甚至于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时，都对汉学研究颇为关注。“其论著虽以教会工作及宗教问题为主体，但对于中国国民之社会生活及其思想亦甚注意。”(23)《教务杂志》曾刊登了大量的“解释儒教、翻译中国经典”的文章，并“研究了中国社会的哲学基础以及佛教、道教和万有灵论”(24)。但到80年代中后期《中国评论》在汉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得以巩固之后，《教务杂志》似乎有意识地要退出汉学研究而专注于宗教事务，《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评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六月份这一期的《教务杂志》尤其索然寡味。该刊的编辑在为其专栏选择非宗教人士所感兴趣的论文时看起来好像害怕闯入《中国评论》的固有领域，并决心使《教务杂志》保持其作为一份宗教性刊物的本质，以便于更符合该刊的第二标题。”(25)卫三畏(S. W. Williams)对《教务杂志》的定位也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他在《中国总论》中记叙道：《中国丛报》停刊后，“《教务杂志》记载教会事务，《中国评论》分担文学方面。”(26)

　　《亚洲杂志》、《凤凰》、《远东杂志》和《通报》都是在欧洲出版的，从其性质上来看，均属于东方学或亚洲研究的刊物，故而其所关注的范围也较为广泛。这些刊物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中国研究方面的论文，但其性质仍然不属于专业的汉学杂志。如法国亚洲学会所发行之《亚洲学报》，“论及西亚，中亚，及印度之著述较论中国者为多，所刊登之材料大率系精品。”(27)再以此中最晚出也最为著名的《通报》为例，该刊虽创办于19世纪末，但被誉为“就各种专门研究中国问题之杂志而论，此报似最完美。”(28)但究其实，《通报》的研究范围仍是十分广泛的，正如其副标题“供东亚(中国、日本、朝鲜、印度支那、中亚和马来西亚)历史、语言、地理和民族学研究的档案”所揭示的，该刊亦属于亚洲研究的期刊。特别是在创刊初期，受主编之一高第的影响，讨论的主体非常广泛，高第“对于欧亚大陆内部的交流，尤其是通过中世纪赴亚洲的旅行家们的媒介作用的交流，以及对中国与邻国之间关系的巨大兴趣”(29)，直接影响到了该刊初期的内容和发展趋向。

　　《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中日释疑》和《中国评论》，这三种刊物基本上都是专门的研究中国的杂志。《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创刊较早，属于协会刊物，其所刊登的论文与亚洲文会的宗旨和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亚洲文会的宗旨是“调查研究中国。调查研究的范围则包括博物学、地质学、物理学、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的学科对象，以及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中外关系等。”(30)并且在19世纪，该刊所刊登的主要论文都来自于北中国支会所举办的演讲活动，“会报文章主要来自于演讲，尤其是1890年之前，90％的文章选自演讲。”并且在19世纪时“文会的影响还不够大，参加演讲的人也较少。演讲者都是在华的文会会员”(31)。综合上述关于《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的简略情形，可以判断出其研究的内容与19世纪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定义仍有一定的差距，且其缺乏开放程度，主要登载会员的演讲论文，并不能代表其时汉学发展的真实状况。

　　从内容分析。《中国评论》一出版，各家评论便依照该刊的“发刊词”将其定位为《中国丛报》、《中日释疑》、《教务杂志》和《凤凰》等与中国研究密切相关的杂志的继承者。《字林西报》是这样评论的：“《中国丛报》停刊后，继而有数种期刊专注于对中国和远东的研究。《中日释疑》出版于香港、《教务杂志》在福州创刊、《凤凰》以伦敦为基地，均致力于庚继裨治文(E. C. Bridgman)和卫三畏(S. W. Williams)的未竟之业网罗关于中外交往的各种知识。但这些努力都没有获得成功。丹尼斯再次奋起，向关注中国问题的老朋友们推出了新版的《中日释疑》，这份刊物可谓是《中日释疑》的扩大版，并且更为严肃。中国需要一份完全关注于其自身的评论刊物。”(32)的确，从内容的角度来分析，《中国评论》更加专注于中国研究，其所刊登的少数与中国研究无关的论文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偏离了主题，如艾约瑟(J. Edkins)对美国达科他语(The Dakota Language)的研究，似乎远离汉学研究的主题，但其实艾约瑟的真正目的是想要证明“蒙古语、满语和达科他语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33)，若不去追究艾约瑟文章本身的结论是否成立的话，该文也属于利用比较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的典型论文。从其所关注的领域来看，中国的语言文学、风俗习惯、科学艺术、历史、地理等领域是该刊关注的重点，这非常符合19世纪汉学研究侧重于语言、文明和历史研究的定义。特别是《中国评论》利用比较语言学的最新方法来研究中国语言的大量著作，表明了其位于其时代汉学研究前列的重要地位。不可否认，《中国评论》对比较语言学的运用存在不少问题，但也取得了有益的成果，如庄延龄等人的方言记录。19世纪是比较语言学的世纪，受其影响，汉学也对语言研究颇为关注，《中国评论》体现了汉学研究的这种新气象。并且，该刊已经成为一份世俗性的学术刊物，不仅宗教的内容所占的比例很小，在理论上也基本上完全摆脱了神学的影响。

　　从方法上来看。《中国评论》继承了此前法国汉学所开创的文献研究的可贵传统，在进行相关研究时非常注重文献的收集和利用。如梅辉立(W. F. Mayers)在考释《西洋朝贡典录》并研究郑和下西洋一事的文章中“纯熟地应用中国学问，以中国各种古籍互相稽考，应用元之《通典》，清之《明史》、《大清一统志》、《海岛逸志》、《圣武纪》，互相比对应用，具有中国传统学者的素养。”(34)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评论》在汉学研究中引入了西方刚刚发展起来的语言学、语音学、民俗学、人类学、碑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凭借着这种理论和方法上的优势，《中国评论》的研究者在汉语的比较研究、汉语方言的记录、客家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明显成绩，从而将汉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再次以方言研究为例，庄延龄等人利用了语音学的记录方音的基本方法，保留了晚清时期中国不少地方的方音资料。再通过翟理斯(H. A. Giles)《华英字典》的传播而影响到后来包括高本汉(B. Karlgren)在内的研究者，从而开拓出了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崭新天地。(35)

　　另外，《中国评论》还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学术自觉性。《中国评论》改变了在其之前的期刊或颇具宗教色彩或仅进行不自觉讨论的境况，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学术自觉：即开始批判汉学研究的状况并思考关于汉学的一般问题。1873年，《中国评论》第1卷第4期发表了艾德那篇享誉盛名的评论文章《业余汉学》，在这篇文章中，他批评说，在时下的汉学研究中，可以观察到一股暗流，类似某种慢性或间歇性精神疾病。“这种流行病的主要症状，我们可以称之为业余汉学。他们热衷于在科学的幌子下依据一些事实建立起无所不包的戒律，这中间充满了臆测和武断，弥漫着他们处理材料时的不分青红皂白，还要加上对经原始文献的肤浅解读、无视经典微言的傲慢和批判精神的彻底泯灭。”(36)这样的著作当然毫无学术价值可言。那么汉学应该往何处去呢？怎样才能深入地研究中国呢？艾德认为首先“我们在接触中国文献时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观念，就是我们的未知领域还很广泛，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掌握全部内容。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选取一个分支，进行专门的研究”(37)。更进一步，“我们应该以原始材料为基础，当然也包括诸如注疏、传记和百科全书这样的二手材料，并利用哲学思维历史地、思辨地检验和批评这些材料。不对任何东西想当然，也不依赖于潮流和传统的力量，而是严格地检验那些被称为确凿和古典的事物的真实性，公正地就事论事，就像我们坐在检验法庭的凳子上一样。”(38)艾德还举儒家研究为例，“要达到对儒家的科学认识，我们需要明了孔子出生前的文学、政治和文明状况，需要区别孔子原初的哲学体系和后来他自己传授的那套经过系统化的学说。我们更要进而知道孔子在当代哲学家心目中的位置，了解他们对孔子学说的遵从或修正，并最终洞察儒教自孟子至毛西河或正统或异端的各派各宗。”(39)《中国评论》甚至出现了以“汉学是一门科学吗”为题目的讨论文章，作者问道“汉学是一门科学吗？像其他学科一样？还是如颅相学一样建立在臆测的基础上，仍旧是不确定知识的混合体？”(40)这样的问题虽非一篇论文所能解决，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评论》同仁对汉学的深入思考。

　　也正是由于这种自觉性，使《中国评论》从一开始就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组织或团体，而是对所有关注汉学研究的学者和普通读者开放。所以说《中国评论》在西方人认识和研究中国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对于其时居住在远东地区的西方侨民来说更是如此。在《中国评论》创刊的初期，《字林西报》就对《中国评论》在汉学研究方面的进步和其开放的姿态颇为称道，该报评论道：“《中国评论》在远东地区填补了一个空白，该刊为那些希望深入了解中国的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使他们可以超越那些来自官方日常记载的传统领域。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评论》在研究这些领域方面的不断进步，并且它没有沦为某个政党或者阶层的机关报”(41)。

　　上文已经简要讨论了《中国评论》为何能够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份汉学刊物的问题。其实对于这一问题，早在《中国评论》刊行的时代已经有了“定论”，只不过叙述的方式较为间接和委婉而已。1886年1月，《字林西报》的评论在提及新近成立的“北京东方学会”(Peking Oriental Society)时说：“很多年以来，北京都颇受汉学界的关注，因为在这里生活着很多学问高深却深居简出的汉学家，在这种情况之下北京能被称为是汉学界的代表吗？不久之前，学者们寻求在北京创办一份杂志，按照他们的设想这份新杂志应该成为北方汉学界的代表性刊物就像《中国评论》在南方的地位那样；但由于缺乏印刷出版机构和训练有素的编辑人员，这个计划没有实现。”(42)从这段线年代，《中国评论》作为汉学研究的有影响的刊物，其地位是相当显赫的。

　　但历史本身却比这种简单的推理要复杂得多，也丰富得多。在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这段时间内，由于殖民扩张等原因，英国和法国等国家的汉学研究在地理上分裂成了不同的部分：“本土”有汉学研究、在中国也有此类活动、甚至在“本土”和中国之外还有“第三方”汉学(如英国在东南亚和法国在越南的汉学研究)，而英国在这方面尤为典型。与“本土”的汉学研究相比，后两种类型的汉学研究者有更接近或直接生活在中国的便利条件，故而在研究的内容、材料甚至方法上均与“本土”的汉学研究者有所不同；并且这些研究工作基本上都是由那些远离“本土”，在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从事传教、外交和商贸等活动的而暂时或长期侨居在远东或者中国的西方侨民来完成的。鉴于此，我们把后两种汉学形态统称为“侨居地汉学”，这是西方汉学研究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扩散、延伸和发展。

　　正是由于嘉约翰有长时期居住于广州的经历，加上作为医生的他因治疗病人等关系对这些慈善组织非常熟悉，使得他在描述和研究看起来平淡无奇的慈善组织时，能够在材料利用和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嘉约翰写的《广州固有的慈善设施》一文分为两部分在《中国评论》上发表(45)，他在文中对广州的老人院(The Home for Old Men)、普济院(The Home for Old Women)、发疯院(The Home for Lepers)、瞽目院(The Home for Blind)、育婴堂(The Foundling Hospital)和新近成立的爱育善堂(Hall of Sustaining Love)等慈善设施进行了介绍和研究。

　　嘉约翰在研究过程中非常重视文献资料，如他利用了地方志和征信录，还参考了传教士的相关著述如卫三畏的《中国总论》。“在介绍育婴堂等官营设施的时候，他利用了《广东志》乾隆三年(1738)来追寻它的历史”，并否认了卫三畏的关于育婴堂建立于1798年的说法，“在介绍爱育善堂实际经营状况的时候，他使用了该善堂发行的同治十一年(1872)和同治十二年(1873)的两册报告书。这无疑就是征信录”。(46)在此基础之上，嘉约翰还进行了类似“田野工作”的活动来收集资料，因为嘉约翰所要考察“这些设施都位于广州市的东郊及其邻近地区，其中距离最远的发疯院距东门也不过两英里之遥”(47)，所以他想要从事这样的工作可谓非常便利。嘉约翰“亲自前往育婴堂、老人堂、普济院进行实地调查，有时还尝试着向设施的管理者提问。同时，他在育婴堂还注意到了建立在那里的石碑，根据碑文记述了育婴堂的经营规章。”(48)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的评论文章在提及嘉约翰的研究时认为“他的文章很有价值，增加我们关于中国慈善的知识。”(49)日本学者夫马进在回顾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的时候也对嘉约翰的研究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他在研究中使用了地方志、碑文以及征信录，而且还进行了实地调查，其研究方法是十分正确的。特别是他在研究中使用了同治十一年(1872)和同治十二年(1873)的征信录。爱育善堂创建于同治十年(1871)，同治十一年的征信录是该善堂创建后的第一份年度会计报告书，而这一善堂有被认为是广东省善堂的嚆矢，如果联想到该善堂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4年被广州市公益社团联合会接受为止，那么就有必要说明嘉约翰的研究是无比珍贵的。”(50)

　　庄延龄对于艾约瑟所做的亚利安语和汉语有共同起源的研究保持了一定的警觉，他认为“只有通过收现存方言材料(living evidence)，我们才能为比较语言学和追溯古代语言等研究工作建立起基础的条件。”(56)表明庄延龄“对书面材料和现存语言(living language)的区别以及对田野调查资料和说明性的文献资料在可信度方面的区别都有着清晰的认识。”(57)正是基于其独特的语言观念，庄延龄的方言记录是严格地建立在其本人的调查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被调查对象的发音和证明，他宁肯在该汉字上面加星号而留待后来进行更深入的讨论。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国，有机会接触和学习各地的方言，“据说庄延龄可以和来自任何一个省的人用当地的方言进行交流”(58)，这显然有些夸张的成分，但却可以显示其在讲汉语方言方面是非常擅长的。而从庄延龄的简历来看，他很可能没有受过语言学和语音学方面的专业训练，所以说他的工作是应该在当地人的帮助下较为系统记录他们所讲的方音。至于这些帮助庄延龄工作的中国人到底有哪些，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不过据现有材料可以看出，庄延龄的夫人是中国人(59)，应该对他的研究有所裨益。另外，在骆任廷(J. H. lockhart)的传记里提到庄延龄曾“于1874年雇用了一个名叫Ou-yang Hui(欧阳惠)(60)的人担任其学习广州线)在当地人的协助下，庄延龄所记录的方言口语化的色彩尤其浓重，例如他在关于北京方言的记录中竟有pan-la yveh-liang，“half moon”和peng-cho-lien，“tolook grave and angry”(还原为北京方言应为“半拉月亮”和“绷着脸”)这样的鲜明例子(62)。

　　艾德在《中国评论》所发表的11篇关于香港史的论文，除最后一篇外，共计200余页，基本上组成了那本闻名遐迩的《欧士于中土》(Europe in China：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Kelly and Walsh Ltd. 1895)，该书奠定了艾德在早期香港史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艾德博士的《香港史》一书将会把他的名字与香港殖民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光荣地连接在一起”。(66)全书分为22章，分别叙述了中英早期贸易和其时的国际关系、英国政策的转变和需求殖民地、战争与香港之割让、割让前香港的早期历史、英国人在香港之治理与建设。全书至轩尼诗任香港总督时为止。艾德这本书被视为“在今天仍然十分卓越的著作，因为许多原因使得它只能被补充，不能被丢弃。”这可能在于作者“见证了许多他所叙述的事件并拥有直接的认知。因为长期居住于香港、作为一名殖民政府官员的他更容易理解所发生的事件。”(67)更为重要的是艾德所利用的一些资料“已经消失了，且可能是永远消失了”，因为“在日本占领香港期间，许多文件和政府通信由于战乱、掠夺、忽视和恶意破坏而化为乌有。”(68)当然，“在艾德的书中找到(这样或者类似的)错误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这些瑕疵并不足以影响这本书作为完玉的优点。”(69)

　　除了上述三个明显的例子之外，还可以举几个相对较为简单的例子。可以翟理斯翻译《洗冤录》为例：翟理斯曾长期在中国任外交官，“1873年我在宁波任职时第一次听说了《洗冤录》。我发现负责验尸的地方高级官员到达案发现场时总是带有一本我现在翻译的这本书。并且我发现当遇到一个受到严重伤害以至于奄奄一息的人的时候，也要像对待死者一样进行查验。在后一种情形中，任何在验尸官仔细观察和检查之前的所进行的扰乱活动都将对公正的解释案件发生非常严重的影响。”(70)这种情形对翟理斯来说很快就“引起研究兴趣，遂着手翻译。译文题名《洗冤录或检尸官教程》(The His Yuan Lu or Instructions to Coroners)，于1873年，分别刊于《中国评论》第3卷(China Review)。1924年又将该文刊于英国皇家医学会杂志。并由单行本。嘉氏译本乃是来自童濂所刊《补注洗冤录集证》(1843年)，并有童濂序的译文。《校正本洗冤录》的尸论、论沿身骨脉、注释，以及王又槐、阮其新等的附记、附考、补注、顶批等均被删除。”(71)翟理斯对《洗冤录》的翻译在《中国评论》上刊登之后就引起了一定的注意，《北华捷报》评论道：“翟理斯所翻译的《洗冤录》一文向我们介绍了中国的法医学。他的解释非常详细，给人以深刻的印象。”(72)

　　美国学者韩大伟(D. B. Honey)曾经从文献学的角度将西方古典汉学史分为三个阶段：“耶稣会士阶段”、“法国汉学学派时期”和“英美学派时期”(73)。考虑到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我们仅仅关注韩大伟所谈到的后两个阶段。法国汉学学派的代表包括了雷慕沙(A.Rmusat)和儒莲(S. Julien)等在内的著名学者，他们“首次发展了一套复杂的技术方法，不仅用于通过阅读使用文献，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文本传统之中批判地评估文献的价值及地位，并且大胆地提出独自的解释。”不过，这派学者“很少来自于中国注释传统的借鉴”，并“受制于欧洲图书馆有限的原始资料”。他们中的佼佼者为儒莲，“他不仅从未到过中国”，还以“从未利用过中文原文资料而自傲”(74)。

　　得益于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特殊经历，身处中国的优势使他们不仅在语言学习上，在对中国的理解上，还在资料搜求和研究领域上实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突破。“侨居地汉学”的研究者不仅可以广泛地利用中国浩如烟海的各类文献，还可以搜求到诸如碑刻、地方志、征信录等这些在欧洲大陆的图书馆中难以见到的资料。再加上有了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等学科理论的指导，这些汉学研究者还注重收集各种口头传说和口碑资料，试图在与其研究对象的当事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的过程中获取有益于研究的信息，他们还致力于各地方音的记录、研究和比较。这些“侨居地”汉学家可以做方言调查和记录(如庄延龄)，可以搜集引人入胜的民俗资料(如丹尼斯)，甚至可以参与或制造其所研究的历史事件(如艾德之于香港史)，这就大大拓宽了研究资料的范围，同时也增强了这些“侨居地汉学家”们对其研究对象的理解和把握。所有这些都是困居于书斋的“法国学派”学者所难以想象的。

　　在以往的汉学史研究中，学者们对于汉学因为时代的不同而引起的变迁和发展关注的较多，比如说汉学受制于其所在国的思想大势和学术思潮等等。但以《中国评论》为代表的19世纪汉学在中国及其邻近地区甚至远东地区的发展和其所展示出的种种特色，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观照汉学的发展史和其具体形态提供了新的思路，那就是地理(或者空间)的变迁也将会对汉学的发展和变化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19世纪是西方殖民势力逐步进入并控制远东的时代，同时也是汉学研究起步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有一定因果关系的。殖民扩张催生了作为新力量和新形态的“侨居地汉学”，而“侨居地汉学”在作为西方汉学在地理上扩展的同时，又因其独特的形态反过来为西方汉学提供了新的血液，促进了汉学的深层发展。

　　石田幹之助曾在其著述中指出：“在欧美的中国学，和其他任何学问同样，为日进月累的不绝进步。其所以有这样的进步，各国底学会跟研究所等所发行的关系杂志，继续刊载有力的新研究，实为最大的因素。”(75)石田幹之助的这段话道出了相关期刊在汉学研究中的重要位置和影响，而作为一份专业的汉学刊物，尤其是西方世界第一份真正的汉学杂志，《中国评论》不仅具有明显的学术自觉性，还在研究领域的开拓、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研究资料的扩大等方面均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更为可贵的是，该刊作为19世纪后半期“侨居地汉学”的代表性刊物，充分地展示出了“侨居地汉学”的具体形态及其所开拓的新的研究传统，同时也提醒后来者可以通过地理(或空间)的视角来看待和探讨汉学因地理位置的变迁而带来的种种变化和发展。目前的汉学史研究比较注重讨论某一特定国家汉学发展的历史过程、研究某个汉学家的具体贡献或探索一些与汉学研究关系较为密切的学术机构，这都是推动汉学史研究的有效途径。但在此之外，具体而微地研究汉学史上的某一份专业期刊，也是汉学史研究应有的组成部分，这个方向的探索应该可以为了解汉学发展的过程提供一些新的知识和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