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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习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2023年5月5日，习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问题，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物质支撑”。2025年4月30日，习在上海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前瞻性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因势利导对经济布局进行调整优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列为战略任务之首并作出系统部署。

　　第三，“多”就是经济活动必须多样化。尽管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这并不表明我们的经济活动的种类是最多的。出现“产能过剩”现象或者经济“内卷”局面，主要是因为缺少足够的新经济活动种类造成的，所谓的“内卷”就是对存量经济活动的过度竞争所致。经济活动种类越少，竞争就越激烈，就越“内卷”。这几年，一些地方对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的重复建设和竞争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如果有更多种类的经济活动被释放出来，那么竞争的激烈度必然减少。在很多的领域，因为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存在监管过度的情况，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城市的“美观”，减少了非常生活化的经济活动，还有些高科技领域的经济活动因为相关政策未能跟上而不被许可、落不了地。只有经济活动走向多样化，才能有力推进现代化产业的体系化。

　　习强调，“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这是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所需要处理好的一些重要关系的科学论述，包括前沿经济和赶超经济之间的关系、传统产业和未来产业之间的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可以分为前沿经济和赶超经济；相应地，技术也可以分为前沿技术和赶超技术。因为科技进步一直处于变化过程之中，新质生产力也必然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未来技术塑造未来产业。正因如此，所有经济体，凡是有能力的，都会追求技术进步。

　　美国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也类似。二战之后，美国形成了一个系统和完备的产业体系。但“里根革命”之后，美国也放松了金融管制，导致美国资本带着技术离开了美国本土，流向全球各地。这造成了今天美国所面临的“去工业化”局面。尽管美国一直牢牢占据着世界的前沿技术，但没有能力生产中低端产品，日常商品市场充斥着外国产品。“去工业化”一直被视为是美国经济的致命伤，技术、就业和税收流失，中产阶层规模迅速缩小。中低端产品高度依赖进口，而高科技出口又被视为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而受到限制。这样，中低端产品进口所产生的贸易逆差不能得到高科技出口的平衡，自然就导致贸易不平衡。但一旦使用关税来解决这一问题，那么就导致国内的通胀，影响人民的生活。

　　一般地说，基础科研的主体是大学和研究机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活动一般都是基础科研。基础科研大都发生在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国家需要为科研群体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其追求科研兴趣。政府在基础科研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不仅需要资助大学和科研机构，更需要创建基础科研所需要的实验室等。也应当看到，今天越来越多的大公司也承担起基础科研的任务。如果说大学的基础科研多是兴趣导向的，那么企业的基础科研多是问题导向的。从大学的基础科研到应用技术转化需要一个比较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企业的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转化往往是无缝对接。应当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大学的基础科研不重要了，并不是所有的基础科研都可以由企业来承担，兴趣导向的基础科研的重要性会是永恒的。

　　从“大科研体系”的要求出发，很多制度、要素方面还存在短板，或还没有理顺关系，科研管理方面也存在问题。一方面，影响了科研经费的分配，另一方面，也影响到了对“科研”的定义。在学界和业界，很多人对科研和发表论文之间的关系有错误的认知，把发表论文与搞科研等同起来。因此，尽管我们发表的论文数量大增，但转化率依然较低。就科研的工具来看，部分科技实验室互不关联、互不开放。尽管国家实验室越来越多，但一些实验室使用不足，造成浪费。把实验室的“多而不强”转为“又多又强”，需要系统性的体制机制改革。在技术转化端也存在问题。如对产学研过程缺乏科学的理解，过度要求做基础科研的人也要去做技术转化，不利于基础科研本身的发展。应用技术人才的培养机制也有待完善。从理论上说，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已经得到足够的重视，但这种重视尚缺乏转化机制。职业学校因此很难产生工匠，更难有工匠精神。

　　在创新领域，有些关系还没有理顺，尚需完善在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的合作制度，这里既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对创新的金融支持尚有待发展。严格说来，我们还缺乏能够支撑科技创新的金融系统。一些新技术因为没有足够的金融支持而被外国资本所收购，或者不得不流落到海外。一般来说，无论在企业层面还是城市层面，凡是技术创新投资最终都可能会孵化出新技术和基于新技术之上的新经济活动。如何发展能够为未来技术提供足够金融服务的金融业依然是我们面临的任务。连接产学研的应是一整套体制机制，这方面的改革也亟待加快。今天的中国在诸多领域，尤其是生物医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正在出现大量的原创性技术，但因为监管不够科学，使得有些技术难以落地。

　　第三，需要在试验区进行试点改革。在条块管理的体制内，很难通过“条条”发生有效的改革。因为改革涉及太多部门，很多改革都容易导向碎片化和分割化。因此，有效的改革可从“块块”进行，给予“块块”充分和完全的授权。因为这种授权往往是一揽子的“政策包”，改革可产生系统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总结可复制的经验，再向其他地方扩散和推广。应当指出的是，“块块”既可以体现为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也可以体现为一个功能领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很多城市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可以设立“科创特区”的“块块”。在这些“块块”，可赋予真正实现基于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这“三驾马车”之上的产学研一体化的各项政策，以期取得突破性的科创成果，在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同时赋能现有产业。